然而国家队的成绩却成为姚明任期的痛点，中国男篮两届世界杯均未进16强，连续两届奥运会无缘正赛，亚运会仅获铜牌。 2019年男篮世界杯，中国队错失奥运直通票，让姚明受到了诸多指责。

更令人关注的是，近期CBA年轻球员出现“出海潮”。 国家队中锋余嘉豪放弃百万年薪，选择到西班牙乙级联赛拿2000欧的月薪；曾凡博与NBA篮网队签约；上赛季CBA本土得分王林葳试水NBA发展联盟；杨瀚森则被NBA开拓者队选中，签下四年1280万美元的保障合同。

这批00后球员的集体出走反映了CBA联赛的深层问题，薪资限制是首要因素，姚明借鉴NBA引入工资帽，将球员最高薪水限制在600万，税后到手约350万。 而且一支球队只有三个顶薪名额，年轻球员很难获得。

外援政策的变化也让国内球员处境艰难，CBA外援制度从四节4人次调整为四节6人次，国产球员的战术地位下降，需要交出球权、放弃战术地位，干更多脏活累活。 这种心理落差对从小打核心位置的球员来说难以接受。

联赛环境问题同样突出，CBA公司朝令夕改、裁判执法不公、俱乐部不作为、主教练不职业等问题累积，让有能力的年轻球员选择用脚投票。 球员流通性极低，各球队通过青年队和体工队培养球员，然后将其锁死在俱乐部，限制了球员的发展空间。

这批00后球员的家庭背景也为他们出走提供了底气， 余嘉豪的父亲是浙江篮球名宿，曾凡博的父亲曾是黑龙江省队球员，崔永熙的父亲是“广西野球王”，林葳的家境也相当优渥。 他们不像早年球员那样完全依赖篮球谋生，有了追求更高发展的选择权。

CBA联赛的结构性问题同样制约着球员发展，联赛资源分配呈现“超稳态金字塔”结构，省队绑定模式让辽宁、广东等强队垄断省内优质苗子。 选秀制度虽然建立，但2024年选秀前八顺位中，6人来自CUBA的球员场均出场时间仅9.3分钟，远低于NBA同期新秀的23.6分钟。

俱乐部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，多数球队票房收入仅三四百万，甚至被迫低价外包票务。 国企背景球队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，而民营俱乐部需自力更生，导致资源分配不均。 工资帽政策形同虚设，球员工资占比普遍超警戒线，进一步挤压运营空间。

季后赛从未出现“黑八奇迹”也反映了联赛竞争失衡的问题，自1995年CBA成立以来，30年间从未有第八名淘汰第一名的情况发生。 青训壁垒、财力鸿沟和政策保护伞让强队恒强，弱队难以逆袭。

赛制设计也被认为不利于创造奇迹，季后赛首轮采用五局三胜制而非NBA的七局四胜制，减少了爆冷可能性。 强队还自动获得多一个主场优势，2025年浙江队3个主场场均赢12.7分，青岛队2个主场只赢4.3分。

姚明在疫情三年面临的考验尤为严峻，赛会制办赛成本翻倍，光是青岛赛区的防疫支出就过亿。 他亲自拉来二十多个赞助商续约，有一次视频会议开到凌晨三点，就为争取千万级别的续约费。 女篮2022年世界杯获得亚军来得及时，否则赞助商信心可能崩溃。

即使在卸任前最后三个月，姚明仍在推动新政。 CBA选秀改革允许草根球员参选，贵州村BA的扣篮王被福建队选中。 姚基金培训了3800名乡村体育教师，这个数字比七年前翻了二十倍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